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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佩服李清照。李清照就是李清照。”在一次讲解古汉语的对偶结构时，白化文先生曾举李清照词为范例，这样称赞其精妙。此刻追忆先生之时，我要借用他的话：“不能不佩服白化文。白化文就是白化文。”
知识广博，在这一点上，我尤为佩服白化文先生。在我认识的学人中，博学多识、治学领域宽广者不少，不过如白化文先生这样对社会文化知识几乎“照单全收”者，真的稀见。我这用词毫无夸张，因为他的学识涉及领域，远非我等一般专业工作者可以比拟：从古代汉语、书法到敦煌学，从《昭明文选》到《红楼梦》《西游记》，从《大藏经》到《明代版画》，从宗教庙宇建构到法器服饰演变，从六经典籍到历代出版和手书篇章，从高雅的皇家秘藏到底层民众的生活细节，从佛学、儒学、道学到民间信仰和习俗，当然还有上千年的诗词小说纪传各体文学，几乎全都成为他的知识库存。至此，你大概可以设想这里面的丰富性、复杂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吧。
《文史知识》的老一届编委来自北京各大学和学术出版机构，都是文史领域和教育界的学者。记得编委会开会时，凡讨论种种学术问题或者教育问题，自有各路专家发言应对，高见迭出，但对诸多问题都能提出中肯意见的，白先生当数第一人。有时候开会遇到一个有点复杂或者比较陌生的问题，大家态度持重，陷入凝思，一时无人发言，主持人杨牧之就会说：“那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先请白先生谈谈吧？”于是他就以很平静的聊天语调开腔说起来。记得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啊啊，惭愧啊！我先来个投石问路吧。不过我可能胡说一气，把大家引入歧途，各位就当我是反面教员吧。”会场上，一下子气氛就轻松起来。接着他就从清理题目开始，把问题捋出一个大体的思路，再逐步分析演绎，说出他个人的意见。就这样，众人的思路也被渐次引发开来，而真正的问题讨论也就由此开始了。这种场面并非个别。正因此，有时正逢他偶然有事难以分身，未能出席《文史知识》会议，这会尽管照样开得下去，问题照样得以解决，但总是少了一点特别的活跃氛围，感觉上好像总有一点不够意思。每次众人皆感慨，有白化文与没有白化文，是不一样的。
《文史知识》当年还多次举办过一些与读者的交流沟通活动，活动有时是书面的，有时是现场的，这是它的办刊特色之一。有的活动比较重大复杂，一时难以抉择应对，这时候往往也能显示出有白先生与会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要在春节期间举办全国性的书写春联比赛，邀请《文史知识》派专家出席，众编委听说，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又怕万一出错，影响太大，无法挽回，所以议论半天，终于一致推荐白先生为代表。他在节目上果然不负众望，神色祥和，仪态端庄，侃侃而谈，从楹联的产生历史到社会价值，从欣赏重点到编写要领，都讲解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把一个有点古奥的陌生内容，硬是搞成了通俗的热门节目，增添了春节喜庆气氛，吸引了大批观众的眼球，此后竟接连办了好几届。《文史知识》风头出尽，名声大振，白先生厥功至伟。
开会需要他，活动需要他，即使平时闲谈之际，他的存在也是不可替代的。主要就是他出于广博知识和活跃思路，使得话题可以朝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展开，令人意外受益。对此，我体会殊深。有一次我们俩闲谈，他忽然问我：“徐公，您是搞建安文学的专家，我请教您：建安七子为什么是七个人不能是六个或者八个人呢？”面对问题，我当时回答说：“白先生我不敢妄称专家。不过您老的问题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大概正好有这么七个人吧？在曹丕心目中，当时写作水平最高的人就是这七位了。”“可是问题来了：您《魏晋文学史》里说了这七人中第一位是孔融吧？孔融固然名气很大，但他与其他几位特别是王粲，并没有一起待过呀！王粲是建安十三年才从袁绍手下来到曹操幕中的，孔融在此前好几年就被曹操杀了，应该说他们连互相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以把他们强按在一起，说成是建安七子呢？说建安六子，不是更符合实情吗？”至此，我认可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时也说不清曹丕为何就不考虑这一点。我就反问他：“那白先生您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就班门弄斧啦——我觉得，曹丕的七子说法是有点儿勉强。他为什么要勉强呢？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凑一个‘七’，为什么要凑七？就因为孔子说过‘作者七人’嘛！他凑成了‘七’，那岂不就可以向孔子那里靠了吗？要是被他靠成了，他曹丕不也就成了第二个孔夫子、孔圣人吗？这有多光荣伟大啊！所以他要说‘七子’，而不愿意说‘六子’或‘八子’。至于孔融与王粲他们是否在一起待过，是否互相认识，那不重要，可以不管。——我这是瞎说啊！”
听到这里，我真的深受启发。此前我也曾对曹丕“七子”之说，有过怀疑看法。但我怀疑的重点是“七子”应该包括哪些人，特别是为何有孔融而没有杨修。杨修聪明异常，文采斐然，而且与王粲、刘桢等人年龄接近，同处一时，他显然更合适进入“今之文人”的“七子”中；我思考的结论是只因杨修与曹丕关系不睦，曹丕要排斥他，于是拿孔融来填补。但是我这思路是在“七”的数目之内挑毛病、做文章，而白先生则是要对“七”这数字本身开刀。他这是另起炉灶，在“问题意识”上要高出一筹，而且所说颇有道理。白先生并不是专门研究魏晋文学的，这段偶然谈话印证了他学问的广博性，当然还有他思维的精细灵活和触类旁通的本事。
类似情形我遇到不止一次。在他与别人谈话中，我作为“旁听生”也曾有过好几次，而对方也与我一样，对他的高论，开始往往是愕然，结果则一定是由衷佩服。
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博学多识的白先生，与人说话总是“您”“您”的。先生比我大十岁整，我内心视他为师友，他这种尊称口气我怎么受得了啊！为此我曾多次请求他不要这样称呼我，但是他不改变，而且解释说：“我这是老北京的习惯了”，我一听是这样，心想我受不了也得受着呗。不过后来我学他每次也必称他为“您”，甚至还要在后面增加一个“老”字，这似乎有点儿像“以其人之道”，结果他也有些难受了，提出希望我不用“您老”，我当即回答说：“这也是我的习惯啊。”二人相视，哈哈大笑。白先生为人谦逊，本质上拥有真正学问家待人接物的宏大气度。
我佩服白先生的第二点，是他对问题的诠释和表白能力。白先生谈论问题，哪怕是一个很冷僻很专门的问题，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那一定会拉近与你的距离，变成平易而有趣，让你尽量理解，充分感动，并且接受它。在《文史知识》会议上，他每次的发言都会冒出几句幽默话语，引发哄堂，瞬间能提高会议室的“气温”。在他的字里行间也是如此。他的十大册“文集”，里面论及的问题有的很深奥，很偏僻，例如关于佛教印度原始含义和来华后的变化形态，是公认的冷僻问题，懂行专家稀见，一般人更是接触不到。而他对此就做了成功的梳理和解释，让一般读者也能窥知其大略门径，同时还能品尝到或浓或淡的阅读趣味。有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第二十位是阎摩罗王。中国人在他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十殿阎王”，并热热闹闹地把地狱变成中国式衙门，有判官和牛头、马面等鬼卒，有灌黄汤即迷魂汤的黄婆等等。佛教怕他们过分脱离因而独立化，派出地藏王菩萨掌管。南亚地狱原分男女两处，由阎魔王和他的妹妹（一说是妻子）阎蜜分管，因不合中国国情，阎蜜被暗中取消，这都是中国人的汉化发展……
这里的叙述内容，是关于“地狱”之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变化，所述完全符合印度佛教的原始教义和落地华夏以后的真实状况。但是如果把相关佛典经籍里的原文摆出来，恐怕一般人根本看不明白，因为光是里面的许多专门名词术语，就会把你立即弄迷糊了。例如，与“阎摩罗王”有关的典籍文字就有：“道名闪多为阎摩罗王名闪多故其生与王同类故闪多复说此道与余往还善恶相通故名闪多……”（《法苑珠林》卷九“阿修罗部”）诸如此类，连断句都很困难，还怎么去理解它的本义？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也未必能读懂。但是经白先生的笔写出来，就很明白顺畅了，而且富含生动幽默的情趣。他使用诸多通俗话语，来阐释“佛教汉化”这个深奥的话题，连“不合中国国情”这样的当代语词也用上了，叫你在“热热闹闹”的阅读气氛中，不费劲地领悟一种深奥知识。这样的本事非同小可，就我所知，在学界白先生是做得极好的。这种化繁为简、深浅转换的功夫，本质上是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自然结果，这也正是他的功力所在。
白化文先生为何能够做到以上两点？这当然归功于他的勤学，还有在“学以致用”上狠下功夫。他生活中的第一要务，就是看书，什么书都看。他有一句五字“名言”——“白看？不白看”。意思是，你读任何书都有益，哪怕是一本“无用”的书也这样。只要你认真“看”了，你就应该看出它为什么是无用的。在这过程中，你的鉴别能力和思维境界都能够得到提升，所以“不白看”。他本人的确是读书范围非常广，非常杂，不但内容上，就是书的品类上也是，他是雅俗共赏，否则他怎能既知道佛教中的原始神像与中国不同地区民间佛像的异同详情呢，而且地点、位置、佛像形态、姿势、大小、用料等，说得那样头头是道。不但具体生动，还有图片配合；道听途说或者引用他人成果，岂能达致如此境界？结论只能是通过勤奋阅读和辨识资料，外加悉心思考得来。20年前，我去过位于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白先生家，面积不大，装修陈旧，但室内满是藏书，排列有致，品类广泛，内容多样，它们也体现着白先生的知识构成和治学风采。我这里要补充说一点：白先生的博学和表述才能，并非凭空产生。他不是天生奇才，是刻苦炼成的。他不但长期在大学里任教，还曾担任过中学教师。要面对不同年龄段、知识基础差异很大的学生，对教师而言，无疑是一种苛刻的教学环境。而白先生无论在哪里，都是课上课下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老师。在这种环境里，锻炼出了他既胸怀广博学问艰深，又口含平易生动话语的大智慧。而这，同样是融会贯通的本领。
朱熹曾说：“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晦庵集》卷五十二）这话用在白化文先生这里，挺合适。
